师恩如炬 照亮我逐梦前行路（代宜喜）

“恭喜代老师，您的作品又见报了！”“代兄，您笔下的文字自带辨识度！”“代总，啥时候到基层给俺们传传经？”每当同事们围绕写作与我闲谈，总会想起年少时提笔就发怵的自己。如今常有稿件在市级以上媒体刊发，这份成长的背后，是对一路走来诸位师长最深的感恩——从校园恩师到职场“良师”，他们给予的微光，汇聚成我人生路上的炬火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，未进过幼儿园的我，9岁才上一年级。整个小学五年，贪玩是我的“标签”，成绩稳居班级末尾。转机在五年级上半学期出现：家门叔爷张老师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。他既看出我学业落后，又留意到我家中窘迫。课下，他常笑着鼓励我说“读书是农村娃最好的出路”。在他的呵护下，当年全班55名学生仅5人考上初中，我以最后一名的成绩，抓住了继续求学的机会。

升入初中，面对骤增的课程，即便拼尽全力，第一学期总分仍在下游。第二学期，姥姥村的“表舅”李老师成了我的语文老师。他没因“差生”标签轻视我，反而看出我肯学的韧劲——放学后常留我 “开小灶”，还提醒我“笨鸟先飞，方法对就不怕赶不上”。可在农村学校应届生升学难的年代，我还是中考落榜了。

得知成绩那天，我蹲在教室角落红了眼，李老师第一时间找到我：“别灰心！你基础差但能吃苦，再复习一年，肯定能考上！”在他的劝说与其他老师的帮带下，我踏上复读路。为不辜负期待，我天不亮就背单词、做习题，深夜还在汽油灯下整理错题。最终，在老师们的辅导与自己的追赶下，我勉强考上市级中专，迈出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。

中专校园里，我因年龄稍长、表现尚可被推选为班长，可面对《琵琶行》这类长篇古文，我仍犯了难——课文长、生僻字多，班里多数同学都背不下来。教语文的孔老师定下规矩：没背掉的同学，要逐个到讲台前当面背。我把课文抄在小本子上，课间、饭前、睡前都在记，不懂就追着老师问。终于，我在规定时间内站在讲台前不太流利地背完古文，孔老师紧绷的嘴角缓缓扬起——那笑容，成了我后来面对困难时的温暖力量。

中专毕业后，我搭上全国最后一批包分配“末班车”，从“校门” 走进“矿门”，近一个月准军事化集训后，我正式上岗成为中煤新集公司井下一线职工。每天面对漆黑的井下巷道与重复的作业流程。直到队领导找到我：“你是学校分配的高材生，矿上有发稿任务，你试试写稿投稿？”可真正提笔才发现，职场写作与校园作文截然不同，试着写了几次，稿件要么内容干瘪、要么语言苍白，连自己都不满意。队领导看出我的窘迫，递给我几份《淮南日报》《安徽日报》：“多看看别人怎么写的，把咱们井下的大干快干的实事讲真、写活。”

从那天起，我与写作真正结缘。那时没有手机查资讯，我就把报纸带在身上，工作之余逐篇品读，总会想起上学时老师说的“为文如造房，凤头亮眼、猪肚饱满、豹尾有力”。我开始把井下的故事写进稿子里，渐渐地，我的稿件不再空洞，《杨道伍和他的三辆车》等作品被《中国煤炭报》等多家媒体采用，每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，心里总是暖暖的。

后来，矿宣传部门招聘专职宣传员，在队领导与师傅们的鼓励下，我报名应聘。通过“笔试+面试”选拔，我顺利入围。为抓住机会，我白天跟着宣传师傅跑现场刷标语、下井学摄影、与一线矿工聊采访，晚上抱着《好稿如何写到位》等新闻写作书籍恶补理论，从消息、通讯到评论，每种文体都反复练习；遇到不懂的问题，就追着师傅请教，他们从不藏私，把经验悉数相授。在这样的“训”“练”结合中，我慢慢褪去青涩，在实干中经风雨、长本领。

再后来，公司总部有大型宣传活动时，我常被借调支援。记得一次参与“全国矿山技能救援比赛”专题报道，为拍出有冲击力的照片，我跟着参赛选手在狭窄巷道里握着相机穿梭，记录他们额头的汗珠、粗糙的手掌；为写出有深度的稿件，我采访十几位老矿工，听他们讲安全生产的故事。那次报道不仅在省市媒体刊发，还得到公司领导肯定。不久后，公司党委宣传部招聘，我再次成功入围。在这里，工作标准更高、时效更快、压力更大。正是这样的磨砺，让我的写作与摄影技术突飞猛进，不少作品登上《安徽日报》主流媒体，有的图文还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

如今，我已年近半百。回望来路，从农村娃到企业宣传骨干，每一次跨越、每一次成长，都离不开师长们的帮扶。他们中，有校园里三尺讲台育桃李的老师，也有职场上手把手教技能的“师傅”；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壮举，却在我遇难题时帮我破解，迷茫时为我引路，受挫时给我力量。正如韩愈所言：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” 这份师恩，早已刻进我心里。

现在，每当有新同事加入宣传团队，我总会想起当年老师们的耐心与包容。我会把多年积累的写作技巧、采访经验、摄影心得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——帮他们改稿件时，像孔老师当年教我那样逐字批注；带他们跑现场时，像队里的宣传老师那样，教他们挖掘故事细节。有人问我为何如此用心，我总说：“当年我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成长，如今把这份温暖传下去，就是对师恩最好的回馈。”